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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感到寒冷。

圣诞节的晚上,地面上覆盖着一层湿乎乎的脏雪,没有风,雨雪都停了,气温很低,呼吸时鼻腔干燥而刺痛。我和我的同学们在餐馆门前分道扬镳,我走在回公寓的路上,醉醺醺的,手里攥着好几支不知怎么买下来的花。穿过小巷,红灯区灯火通明。有一个衣着单薄的女人靠在邮筒边,鼻尖通红,正在吸一支烟。我走过去,把手里莫名其妙的花都递给她。她沉默地又吸了一口烟,烟雾像说话时呵出的白汽逸出嘴边,她伸出手,漫不经心地接过花,从始至终都低垂眼帘,看着泥泞的地面,也可能是在看着我的旧皮鞋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我问。她说这个问题只能当她在房间里时回答,我没有钱,逃跑似的离开了。但我最终会听到答案,我会知道她叫玛蒂尔达;我们会结婚,直到她的离开把我们分开;我们有一个孩子,酷似父亲的长相足以证明一个女人的忠诚,却不代表爱。日子就这样一晃而过,生活仿佛脱轨的列车,不知道要滑向何处。

“……苏伊?”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。我醒来,模糊而疼痛的视线里是窗边的布彻尔,在开口说话之前,先发出了虚弱的呻吟。我好冷。

他对着阳光,小心地捻着水银温度计,眯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:“你发烧了。”

我含糊地应了一声。头脑像被打散了的鸡蛋一样混乱,有太多东西想问,以至于分不清主次。布彻尔扶我起来,给我一杯清水,自顾自地把话接下去:“你睡了一整天,中途骂骂咧咧地醒了两次。”

“完全没印象,我连怎么回家的都不知道。我起来干什么了?”我坐起来,稍一动弹就浑身酸痛,又慢悠悠地原样倒回去,“给我一片阿司匹林。”

布彻尔拉开床头柜,摸出一板药片递给我:“你就是这样,一醒来就要止痛药。”

躺在床上等药起效的时候,布彻尔跟我说了一点最近的新闻,在佩特拉父母的强烈要求下,这个孩子将在这周六下葬,前不久外出的神父周五晚上就会回来,为她主持葬礼,学校里的同学和老师都受邀出席葬礼。没等他说完,我就说:“你得去,布彻尔。”

“……我害怕,爸爸。”

“恰恰相反,宝贝。他们放弃了,再也不会有人追究这个案子,”我说,“你要亲眼看见她被埋进土里,就像做完事情的最后一步一样,到那时,一切都结束了。”

“如果又是一个新的噩梦呢?”

我抬起手把他的鬓发别在耳后,看着他那双和我颜色相同、形状却酷似他母亲的眼睛,有一瞬间,就像是预知了命运的全部,因而感到一种平静的悲伤。

“我不知道,”我说,“对不起。”

我轻轻抚摸着他的黑发,让他靠在我的胸口上,很长时间,我们都一言不发。我不想对他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词汇,“一切都会好的”,我们明知道这是假话。任何事情都会有结果,哪怕它对一些人是好的,对另一些人来说很糟糕;哪怕你甚至意识不到它存在。

止痛药起效了,耳鸣和头痛都有所缓解,我开始想起之前的事。到了镇警察局后发生了不少事。被拘留了几个小时后,亨特来保释我,当时布彻尔也在。他们俩站在一起又互相离得远远的,像两个刚打了架又被迫和好的人。离开警局,走在路上,我拒绝了两人几乎同时伸出来要搀扶我的手,但下一刻就眼前一黑。再醒来已经躺在床上。我刚醒来的时候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寒冷的梦,现在已经全无记忆了。

一个小时之后,我终于可以下床,走路的时候总感觉自己比之前更跛了一些,好像身体变重了。四处看看,发现家里那面全身镜的下半部分碎成了万花筒状;橱柜空了一半,十几个碟子不翼而飞;那只原本就瘸腿的椅子彻底少了一条腿。我转头看向布彻尔,布彻尔转头看向窗外。我什么也没有说。

正当气氛有点尴尬的时候,门外响起敲门声。布彻尔去开了门,我听见门外一阵压低了声音的交谈。

我问:“布彻尔,外面是谁啊?”下一秒就听见他嘭地摔上门的声音。走回房间的布彻尔脸色很阴沉,路过客厅的时候,被茶几边的那幅画绊了一下。

“我们把它扔了吧,苏伊。”他问。我不觉得他在征求我的意见,后来我没再见过这副画。

**

佩特拉下葬的日子很快就到了。我强迫布彻尔参与,自己却称病待在家里,不管说得再怎样冠冕堂皇,我的心里也满怀恐惧。那一天像做梦一样过去了,就像当年等在玛蒂尔达的产房外一样。布彻尔回来之后沉默了很久,但第二天就基本恢复正常。

我的眼睛在葬礼后的第三天彻底消肿,身上的伤不算太重,这让我很高兴,然后又开始喝酒。布彻尔总是试图管我,他在家的时候,我只能找个理由出去找点乐子。小镇里只有一家酒吧,我其实根本不喜欢那种八卦的场合,尤其有时候坐在角落会听见别人议论我的事。

这天,我在酒吧同时看到探长和西里安,他们俩坐得很远,在吧台的两端,看来关系的确很一般。探长瞥了我一眼后就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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